南北朝以后, 对曹丕、曹植兄弟诗歌的评价墓本是抑兄而扬弟, 甚而渭曹丕“ 去植千里” 。本文在考察、分析曹丕存世诗作的基础上, 认为曹丕诗歌创作不仅成熟较早、风格刚柔兼备, 更在“ 三曹” 中形成了以清隽秀逸为主导的创作个性, 独树一帜, 体现了建安诗歌与汉末诗歌的内在联系。后人贬抑曹王诗歌根本原因在于对“ 建安风骨” 的误解。“ 建安风骨” 是当时开放活泼、张扬个性的时代精神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 雄健刚劲之作是其中的一种风格, 曹丕诗歌则反映了“ 建安风骨” 白勺另一个侧面。
曹丕对描写男女相思及爱情婚姻题材有着浓厚的兴趣。这类题材的诗作在其诗中所占比例显然超过了其父亲兄弟。根据《三国志》注提供的资料和魏晋人的札记, 曹氏父子都曾有一些风流韵事, 但是曹操诗中不写此类情事, 曹植诗中的思妇怨女固然楚楚动人, 但更可能是借以表达他在政治上的失志苦闷, 而非真正描写异性间感情纠缠。曹丕则不同。他不仅表现自己对美丽异性的思慕, 而且以想象摹拟之笔, 细腻深入地刻画思妇之情, 寡妇之怨。后世有些注家注意到曹丕的这些乐府诗是“ 以旧题填新辞” ,这的确是他对乐府诗创作发展的一个贡献, 却还不曾发现此类诗作主要用于描写男女相思, 给原先主要用于观风俗、纪实事或庙堂庆典宴席的乐府诗带来言情诗的情韵。他甚至还有替亡友之妻抒发愁思的《寡妇诗》, 其题下注云: “ 友人阮元瑜早亡, 伤其妻孤寡, 为作此诗”, 诗虽是代人而作, 写的却凄楚动人。曹丕此类诗作在艺术上常有佳构。他很少用浓墨重彩表现情感的跌宕起伏, 而是着重描写情感的真挚与细微的变化, 再以富于气氛的景物描写来加以烘托, 使诗歌的情思丰溢, 韵味悠长。
《清河作》
方舟戏长水, 澹澹自浮沉。
弦歌发中流, 悲响有余音。
音声入君怀, 凄枪伤人心。
心伤安所念? 但愿思情深。
愿为晨风鸟, 双飞翔北林。
本篇是以女子的口吻, 抒发别离之际的凄凉情思和企盼早日团聚的心愿。起句极妙,
看似写景而实亦言情(“ 方舟” , 指两只船并在一起, 暗寓夫妻; “ 戏长水” 则比喻新婚的愉快生活, 下一句用“ 浮沉” 二字引出新婚别离的变化), 接下来的三句都写思妇临别之际情态, 由于这三句都运用了“ 顶针格” 的修辞手法, 即每句的最后一字与下一句的开头一字相同, 故诵读时很自然地有一种似断若续、情思绵绵之感, 很恰当地表达了思妇当时的情怀。结句诉说早日团聚的心愿, 同时也含蓄地转达了“ 未见君子, 忧心钦钦”的忧郁。
曹丕的言情之作不仅本身颇多艺术佳构, 而且在诗歌史上有不可忽略的意义。建安诗坛上, 曹操首先以沉雄苍劲的诗作给当时的诗歌创作带来一种壮大的气势, 注入一股强悍的精神, 将东汉末年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凄凉哀婉诗风一变而为充盈阳刚之气, 尔后曹植继出, 其诗风比曹操多样, 但主导方面仍是仰承父风的刚劲雄健, 并加上他自己的慷慨悲壮, 他们在营造诗坛新的风气上的确贡献良多。不过, 曹丕的清隽秀逸为主的诗风, 实对当时诗坛起到了刚柔相济、阴阳兼备的作用, 上与《古诗十九首》隐约相承, 体现了建安诗歌与汉末诗歌内在的联系。前人称曹丕诗“ 藏则含蕴无尽, 其源出于《十九首》” , 是深中肯荣的。曹氏兄弟的诗歌, 兄以阴柔为主, 弟则发扬蹈厉, 侧重不同而各有擅长, 合而观之可说是反映了建安诗风的丰富面貌, 分别言之则各可代表建安诗风的一个方面。由此看来, 对曹氏兄弟一味抑兄扬弟显然是失之偏激的。
建安诗歌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意义显然不只是产生了一批风格沉雄刚健的佳作,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诗歌创作突破了东汉后期“ 斟酌经辞, 渐靡儒风” 的积习, 变章句之学为含英咀华、抒写性情, 从而继《诗经》、《楚辞》之后开创了两汉数百年所未曾有过的诗歌创作高涨的局面。建安诗歌是从汉儒章句之学衰落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因此很明显地带有冲破束缚, 张扬个性的色彩。这既表现为曹操、曹植为代表的渴望建功立业的大声疾呼, 也表现为王粲等为代表的感时伤乱的悲痛沉吟, 同时还表现为曹丕、徐干等人为代表的歌咏男女爱情的轻吟低唱。 不同风格的诗歌既本诸作者不同的秉性气质, 又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建安时期开放活泼、较少拘泥的时代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看曹丕、徐干等人的秀逸之作, 也能从中体会到一种时代精神。他们的诗歌尽管算不上黄钟大吕, 但也是独具特色、表达个性的丝竹之音, 其一往情深自有动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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